科幻小说，这些科幻小说的具体地点、情节安排、人物塑造、结尾方式均由他们俩商量制订，主要编造者是“他”，但可以根据“她”的不同意见而随时改变。小说开头时，这几种叙述似乎没有内在联系，但到结尾时则无论在情节还是人称上都互相重叠或交叉，科幻的成分被有关现实的思索代替，有百川归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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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标题“盲刺客”本身也是一种智力游戏。读者首先想到的是“劳拉的故事”中那个外星上的雇佣杀手盲刺客。然而，小说中真正的“blind assassin”是谁？blind 是个含义很丰富的形容词，可以指“瞎的，盲的”，也可以指“难以看见的，隐蔽的；轻率的，卤莽的；盲目的，……”可以说直接导致劳拉自杀的是艾丽丝本人。艾丽丝明知道劳拉始终爱着亚历克斯并且在一心一意地等他回来，但她在最后一次见劳拉时出于嫉妒不仅告诉了劳拉亚历克斯的死讯，从而使她失去了生活的希望，而且还对她说他们一直是情人，亚历克斯除了她（艾丽丝）没有别的任何亲人，从而彻底毁灭了劳拉对过去的幻想和美好回忆。丧失了过去的安慰和将来的希望，劳拉只能结束自己已经没有意义的生命。艾丽丝的丈夫理查德·格里芬的死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归因于艾丽丝，虽然他作恶多端，咎由自取。在与劳拉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艾丽丝获悉劳拉住精神病院的那段日子实际上是被安排打掉她所怀的理查德的孩子。劳拉去世后，艾丽丝乘理查德出差的机会不动声色地搬出了她和丈夫的家，回到家乡小镇，然后以她掌握的理查德对劳拉的“证据”为要挟，提出分居。两年后，她以劳拉的名义写作的《盲刺客》发表，书中的有些细节为理查德的政敌调查他的不轨行为提供了线索，结果一系列的丑闻断送了他看得高于一切的政治前程，从而导致他突然死亡。除此之外， “拿着弓和箭的爱神厄洛斯并不是惟一的瞎眼神。正义女神贾斯蒂娅是另一位。他们都是手持锐利的武器但又失明的笨拙的神。”（497）言外之意是，艾丽丝认为爱神和正义女神是真正的“盲刺客”，她自己只是他们的工具。按照这个逻辑，时间老人和死神将是最终的“盲刺客”，任何人也逃脱不了他们的控制，包括艾丽丝和威妮弗蕾德这样善于保护自己的人。
从以上对结构、布局、语言等的分析可以看出《盲刺客》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分类法，读者已经无法用传统的文类定义它，它融回忆录、忏悔录、自传、科幻故事、哥特式小说、侦探故事、浪漫故事等为一体，既有通俗小说的成分，又以一种游戏方式为它们设想不同的结局、让读者观察甚至参与它们的写作过程，因而解构了这些文类的传统模式，使读者对写作本身更加关注。但是，与那些一味追求游戏性的作品不同的是，《盲刺客》虽然直接引入了作者，却不是一部“自我意识小说”或“自恋小说”。作者没有陷入虚无主义的泥坑，“不相信自己的虚构的镜头真正捕捉到了真实”（胡全生，39），而是正相反。正如艾丽丝在小说临结尾时所说：“我认为我自己只是在记录。记录我所记得的，以及我所想象的，因为后者也是真实的。”（512）甚至书中的科幻小说也因为与历史的对比、与现实的对比而具有了现实意义。
1980年，《泰晤士报》的一位评论员曾指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位真正的小说家，尽管她有三重障碍，即“女性主义作家，加拿大人和诗人”。如今，她的三重障碍已被视为她小说的独特标志。3她的语言形象生动，虽然有不少反映市井生活的俗语，但总的来说深刻而富有诗意。加拿大独特的风土人情，尤其是那里森林湖泊等自然环境和阿特伍德对加拿大的热爱在她几乎所有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尽管有时也不无嘲讽。比如在《使女的故事》这样一个反乌托邦的科幻故事中，女主人公和她丈夫向往的乐土是加拿大，使他们遭受凌辱的那个极权国家则是美国。在《盲刺客》中，通过艾丽丝对自己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的回忆，阿特伍德以一个小镇为缩影为读者展现了加拿大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的发展和变迁，重点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艾丽丝的祖父朴素诚实的创业精神与祖母源于欧洲贵族传统的优雅形成了加拿大早期创业者独特的风格。父亲痛苦的战争经历和两位叔叔的阵亡表达了作者对所有战争的谴责，人们不仅意识到战争中没有赢家，而且看透了政治家们在上帝、文明等堂皇的大词下滥杀无辜的真相。（75-77）战后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父亲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使他违背市场运作的规律，在应该减员、缩小生产规模时出于对退伍老兵及其他职工们家长式的保护意识而大量雇佣他们，最后因濒临破产而被不择手段的理查德·格里芬吞并，并且也没有得到职工们的理解。这一过程深刻地展示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竞争的冷酷无情，用历史的眼光分析了阶级和劳资冲突、道德观念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叙述者虽然敬畏父亲的耿直、同情他的遭遇，但通过家族的兴衰史在讴歌勤劳创业、诚实正直这些高尚品德的同时，揭示了人性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并在看似不经意的故地重游和回忆中为读者提供了史诗般的加拿大发展史。
《盲刺客》的魅力除了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外，更重要的是它对女性心理的生动刻画和对女性体验的深切关怀。阿特伍德的创作始终关注的目标是女性生活。她所有的小说都由某位女主人公叙述，而且有趣的是，似乎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年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她的第一部小说中，女主人公是位待嫁的女子（《可吃的女子》，Edible Woman, 1969）；在稍后几部小说中则是年轻媳妇；在具有明显自传性的《猫眼玻璃球》（1988）中，女叙述人是位50岁左右的画家。《盲刺客》的女叙述人艾丽丝则是位行将就木的80多岁的老太太。作为“故事的声音”（the voice of the story），艾丽丝为小说定的调子是怀旧、苍凉、自省、狡黠、幽默。通篇的叙述框架由第一人称的“我”控制，但在《盲刺客》的“虚构”与叙述者的回忆声音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后，有时很难区分“我”和“她”，或者说梦幻与现实，如在叙述她产后体虚、有些精神恍惚的那一章（407-409）以及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章。
正如前面提到的，艾丽丝记叙这部自传性的故事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劳拉文学纪念奖”的颁奖仪式揭开了她心头的创伤，她反省最多的也是与妹妹劳拉之间复杂微妙的姐妹亲情。劳拉既是她回忆的重点，似乎也是《盲刺客》中那位无名的女主人公，虽然最后读者会发现那实际上是艾丽丝的故事。阿特伍德的很多小说都探索了女性之间的关系，如《猫眼玻璃球》中女主人公对少年时期的女友科迪莉亚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心情，《强盗新娘》（The Robber Bride，1993）中托妮等三位女子始终驱散不了破坏她们家庭幸福的泽尼亚的阴魂，等等。他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女叙述人的视角描写与她们关系十分密切的一位女性来反映女性心理的两面性或多面性。作为对立面的“她者”虽然是叙述者关注的重点，但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体现的可能正是叙述者（们）性格中被压抑、不愿承认的成分，是她们的另一个自我。除了这种从潜意识角度的理解外，每一部小说又有其对女性心理和女性经历的独特的剖析。
《盲刺客》是阿特伍德对姐妹情的深刻剖析。艾丽丝作为姐姐对劳拉从小就既有爱护，又有嫉妒。从很多小事上，比如她爱怜地注视熟睡的妹妹、她们一起玩耍或与家庭教师调皮作对、在获悉理查德对劳拉的诱奸后的仇恨等都可以看出她们姐妹之间的手足情深。然而在怀旧的同时，艾丽丝也一直在自省、忏悔。她意识到了自己从小在对待劳拉时就存在嫉妒、自私、残忍等倾向。她怨恨大家对她说“要照顾好妹妹”，觉得这种强加的责任不公平，经常能逃避就逃避，有时还背着大人故意折磨劳拉。（93-94）她怨恨在母亲去世后，所有人都因为劳拉小、还不谙世事而可怜劳拉，怨恨劳拉深信母亲死后已进入天堂而能心情愉快地唱歌，并将她从高高的水池边推到了地上。（97）长大以后，讲究实际、善于自我保护的艾丽丝和喜欢浪漫幻想、直率冲动的劳